作者：中联科创特约嘉宾尹智
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英国莱斯特郡有一位叫卢德的工人，觉得大机器生产夺走了自己的工作，开始捣毁工厂的织袜机。从那时起，卢德就成了憎恨新机器、厌恶进步群体的代名词。
而人类历史中，先于卢德，就有相当多的此类因为不了解而对新技术持有先入为主的偏见，横加反对的人，其中不乏大牛：
《斐德罗篇》中，苏格拉底斥责文字损害人类记忆，呼唤重回口语时代；
16世纪一个著名瑞士生物学家，Conrad Gessner，非常不喜欢印刷术，他觉得，书本大量印刷带来了信息过载（是不是很象今天有人抱怨互联网的信息过多过滥？）。他呼吁当局限制印刷术，以免人民遭受“令人迷惑，有害的书本泛滥之害”；
广播、电视出现后，以尼尔·波兹曼为代表的文化评论家又抨击电子媒介会损害人类形成于印刷时代的、缜密理性的思维模式，并将由此带来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
当计算机面世之后，它更被打造成洪水猛兽一样的可怕形象，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声音，当数尼古拉斯·卡尔在《浅薄》一书中对网络导致人类思维退化的批判；
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信誓旦旦指责5G会引发癌症。这些群体，在笔者看来，就是"技术种族主义者"，判断问题不看别的，就看种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早几年有个词在大数据技术反对者中很热，叫大数据杀熟。这些人说，看大数据干了啥，价格歧视，同样的产品，服务，因为有了数据分析，对有些人卖得更贵，这就是典型的杀熟。
笔者曾经专文论述过，首先要不要杀熟，这是一个商业策略，有没有大数据，商家也一样会用。所以大数据首先是一个战术层的工具，上升不到为商家背锅的战略决策层面。第二，战术层带来的也不见得一定是负面作用，大数据能杀熟，说明算法精准找到了对价格并不敏感的那个客户群，如果熟杀不了，被人投诉了，或者客户转投其他家了，商家自然不会再用差异定价，或者会提升算法直到能精准找到那些愿意多付一些钱的客户。大数据杀熟，有另一个正面得多的名字，叫动态定价，既然大家都认同不需要所有情况都一个价，可以看人定价，动态调整，用不用大数据，还是关键问题吗？用大数据就不对，根据商家脑子里的印象杀熟就没问题？
人工智能可能会是产生最多争议和敌视，也是新卢德主义最激烈反对的技术。而引发争议的理由，无非还是那几点，AI会夺走人类的工作机会，会引起伦理问题；未来的超级AI，会毁掉人类这个种群，等等。笔者并不认为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只是在开始质疑之前，我们能否象崔永元挑战转基因食品一样，先做好充分研究和了解呢？我们是否能对无法完全证实或者证伪的观点，保持一个开放但要求紧密监管的态度呢？就像歌德的名句说的，“你要批评指点四周的风景，你首先要爬上屋顶”。
笔者看到的，类似LIME等方式的越来越多的AI算法可解释性科研和技术出现，越来越严格的数据和AI伦理制度和规范，表明在AI风险控制上我们是越来越谨慎的。而另一个方面，我们把太多人类自己都未能达成共识的问题，比如什么是公正，什么是符合道德规范，什么是有效学习，什么是思维的本质，什么是创新，去交给人工智能去承担，这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 仅代表尹智个人观点 Ken's personal view only
